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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增:我只是一個喜歡拍陜北的陜北人

2019-10-12 15:03全球攝影網李建增尚玉梅4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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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育,85歲,被當地人譽為石城活字典,大家說他是石城的寶貝。他喜歡把平日里收集到的故事整理出來再講述給別人聽,在許多的故事書籍上都可以找到王春育的名字。他憑借自己的記憶和資料上的記載用香煙盒上的圖案粘貼制作了這張石城全貌圖。2014年,王春育去世。(攝于2002年)

在秦晉峽谷陜西省榆林市吳堡縣的黃河山崖上有一座始建于五代時期北漢政權的城———“吳堡石城”。 有這樣一位攝影師,從2000年到2017年,他用17年的時間,拍攝了112張黑白照片,記錄了石城從13戶32個人,到現在1戶1人的生活狀態,編制了一本吳堡石城無法復制的,一段具有史詩性的圖像資料——《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

他就是攝影師——李建增。

李建增:

1969年出生于陜西綏德,曾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專業。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作品先后在文化部、中央電視臺、中國攝影家協會等單位主辦的影賽中獲獎,并有數百幅作品在《文明》、《南方周末》、《中國文化畫報》、《中國攝影報》、《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生活》、《國家地理》中文網、《華夏人文》、《騰訊》網等報刊媒體發表。

2008年《陜北人》參加北京首屆國際攝影季展,第四屆連州攝影界當代中國攝影學術展;

2011年參加“民間·陜西紀實攝影展”;

2016年由北京大美攝影集團出版人民郵電出版“大美中國攝影師"作品集《牛王會》;

2017年獲華為手機全國人像攝影大賽大師獎;

2017年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發行《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獲平遙國際攝影展“鳳凰衛視優秀攝影畫冊獎”;

2018年平遙國際攝影展,影像見證40年全國影大展。

關于《千年石城的最后留守者》的訪談

據史書記載,“乾隆三十一年(1760),知縣倪祥麟祥清實丈:城周四百三十有奇,外城墻高三丈至一丈二三尺,內城墻高一丈至七八尺不等。”現保存基本完整的城墻約1225米,城墻均由城磚和石頭包砌而成,東、南、北門保存完整,西門重建。(攝于2000年)

Q:老師您能談一談,您是如何與攝影結緣的嗎?

李:小時候,我父親在工會工作,他們單位里有照相機,所以耳濡目染很早就對照相機有印象。199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榆林之春”攝影創作活動。第一次拿相機進行創作的照片竟意外地獲得了一等獎,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鼓勵和希望,我覺得我應該好好的在攝影上下點功夫。后來,我自考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圖片攝影專業,開始系統的學習攝影的專業知識。

Q:您的作品幾乎都是陜北紀實類的題材,尤其是榆林地區,這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情懷呢?

李:我出生在綏德的無定河畔,雖然從小跟著父親在延安生活,但是經常聽到父親說起無定河、石獅子……所以在我的印象里總有一些諸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的故事和畫面。從骨子里我對陜北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我用相機和陜北互動、交談,拍攝我熟悉的環境和文化習俗,記錄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這些記錄經過時間的推移,會將很多瞬間定格成不可復制和追溯的回憶,對我來說,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Q:不管您拍攝古城也好,道情也好還是打醮也好......一直以來影響您的創作理念是什么?

李:對我而言,攝影是一種方式,圖片是結果。我是一個陜北人,陜北是我拍攝最重要的主題。古城,打醮,道情只是陜北這個主題中的一小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后會有更多的故事,人文呈現給讀者。 

記錄下來,傳播出去,讓更多人了解陜北,是我攝影的最根本。

王錫祿,十四歲時就一個人跑到內蒙包頭一帶打工,干過小工、出過苦力、當過保管、跟過戲班,先后有過三個老婆都沒留住,身邊無兒無女。自稱有三好:“唱二人轉、吹笛子、看閑書”。早在1958年就是無保戶,60歲那年回到石城,老王性格外向,開朗豁達,一輩子沒愁過什么,生活全靠親朋救濟。用自己的話說如今是吃一頓算一天,過一天算一年,能過幾天是幾天,聽天由命,死了算求。(攝于2007年)

Q:您的作品很多照片都是黑白風格,這個有什么特殊的表達方式嗎?

李:黑白,即簡單,最簡單的往往就是最有力量的。我不想照片所表達的故事受到其他色彩的干擾,鏡頭下的老人、小孩、婦女、動物、樹木等等……因為黑白顯得更加真實、單純。

Q:我了解到您攝影將近20年了,隨著數碼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您卻來一直堅持膠片攝影,這是什么原因呢?

李:我害怕,我怕數碼相機讓我放縱。數碼代替膠片,這是必然趨勢,但數碼除了相機的一次性投入外,二三十萬次的快門有效使用量讓拍照沒有多大成本,同樣的場景可能別人用數碼會按100次快門,而我一般就三兩下。膠片的傳統工藝和成本會讓我有一種壓力,它讓我在每一次按下快門前都會有個瞬間的尋找、分析。

Q:拍攝了那么多組專題照片,您最喜歡哪一組片子?

李:我拍過很多專題,住在長城里的人、佳縣淸醮會、放赦、橫山牛王會、陜北道情等等。其實,我都挺喜歡的,相對來說對吳堡石城從感情講最深。2000年,我第一次去石城拍攝,待了一周以后拍了很多照片,自己覺得挺滿意的。然而,石寶銹老師看了照片之后,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你拍的這是啥嘛?!”當時我心里很是難受,心想我辛辛苦苦拍了一周的照片竟然得到了這么一句不認可且帶有諷刺寓意的話。于是,幾天后我到西安專程拜訪石老師,并邀請了焦景泉老師和我耐心的交談了三個多小時。回來后,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拍攝并從新定位。

美國的攝影家羅伯特.卡帕有一句經典名言:“你拍的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我理解這個“近”,不僅是指物理上的近,更多的是心與心的近。此后的17年,我和石城的人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聊,他們認可我了,接受我了,也就不在意我的鏡頭了,拍出來的照片就更接近石城最真實、自然的狀態了。

王年生,47歲。他說,他爺爺的爸爸那個時候就已經住在這里了,到他這兒咋家(怎么)也有四五輩了,對于石城還是很有感情了。啦(說)起石城里的生活他說:“其他到么什么,就是城里沒有吃的甜水,吃水要走一條羊腸小道下到三四里遠的溝底去挑。挑一趟水往往要歇上兩三回,熬了(累了)。”(攝于2005年)

Q:是什么原因讓您堅持拍攝吳堡石城堅持拍攝17年呢?很少有攝影師會這么堅持。

李:吳堡石城有著上千年的歷史,每一塊石頭都是歷史文化的痕跡,而歷史文化的傳承是靠人來實現的。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強烈的感覺到,在不久的將來,這座石城就會成為一座空城,僅留下“石城”這個符號,我可能無法改變這個現狀,但我想用我的鏡頭給石城留下一點什么,石城里這些居民的生活狀態無意是最好的內容,我應該把這些最后留守者鮮活的狀態記錄下來。用17年的時間拍攝一個村子,對于攝影師來說很長,但用17年的時間拍攝一座具有1000多年的古城來說,對于歷史來講很短。

Q:哪一張照片讓您最難忘?最打動您?

李:是辛賴貨老人出殯的那張照片吧。當時我正在定邊拍照,石城里的人給我打電話說第二天有個老人要出殯,當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立馬想起了大娘那滿是褶子的面孔,于是連夜開車趕到石城。當老鄉們抬著老人的棺材出城的那一刻,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老人的離開,也是一座石城歷史的消逝,人一個個會走,城慢慢會空。

Q:對于初步進入攝影圈,或者攝影愛好者有什么建議?

李:我只是個照相多年的陜北人,不是什么攝影家。但是基于自己20多年的攝影經驗,我覺得一個攝影人首先對自己要有一個清晰地定位,拍自己的照片,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攝影不一定非要舍近求遠,能拍好自己身邊的題材就不錯了。

宋潤堂。王文漢的老婆宋潤堂是一個心靈手巧的陜北婆姨,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在宋家川上學。孩子多,負擔重,生活條件困難并沒有壓垮她,家里簡陋的窯洞在她的收拾下干凈整潔,井然有序。每次見到她,她手里總有干不完的活,孩子們身上穿的毛衣都是她一針一針織出來的。(攝于2002年)


平日里,石城里的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干脆搬到石城外面去住了,留在城里的不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就是幾歲的孩子。(攝于2002年)

據《延安府志》記載,吳堡城在明弘治年間登記在冊的有361戶5966口人之多。2000年,我第一次去石城住了一個星期,當時僅有13戶32人,在這32人中除了有4個小孩和3個上中學的大小孩之外,基本上都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攝于2000年)

王志喜,46歲,當地人都叫他乃兀。乃兀說他的爺爺清朝時在縣衙里做過營生(干過事),因此乃兀對石城里面的情況非常清楚。誰家鍋灶上用的是石碑,哪家院子里有石槽,哪一個土堆是舊個(過去)的遺址......他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他說他家里有兩個鐵疙瘩了,是日本人炸石城時候留下的。(攝于2000年)

城里有座不起眼的小廟,里面供奉著幾尊圣母娘娘的神像,平時少有香火,廟會時有老者到這里敬香許愿。(攝于2002年)

宋忙女,69歲,王春芳的老伴。作為石城里面居住條件最好的主婦她做的一手好面條。2009年老伴王春芳去世后便搬出石城同兒子居住。按照合同,她居住了一輩子的房子從老伴王春芳去世那一刻起,就正式歸屬于石城管理所了。(攝于2004年)

59歲的王春耀住在離南門最近院子里。王春耀說:我當過三年兵(66年至69年),71年進入榆林建筑公司,98年廠子倒閉了,自己交了5700元辦理了統籌養老手續,現在每月領取養老金44元。前兩年就搬出石城住在外面了,今天是和家里的老人一起來城里趕廟會了,順便看看家里的情況。身邊有一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女兒都出嫁了,兒子也成事(結婚)了。(攝于2001年)

馮改花,山西柳林人。早年在煤礦工作,負責過磅開票,到了退休年齡因煤礦沒有合適的人接手續,就又干了兩年。馮改花很早就來過石城趕廟會,那時候她就對王像賢這個文化人有了一定的印象。退休后無事可做,加上丈夫去世多年,有親戚就邀她到石城走動有意撮合她和孤身的王像賢,本身就對王像賢有好感的她便來到石城和王像賢處了一段時間,雙方都覺得很合適,便于2003年正式領了結婚手續。馮改花說她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后一個離開石城的居民。(攝于2015年)

曾經一度是人口眾多,商貿繁華的邊塞重鎮,現在到處是環堵蕭然、斷壁頹垣、雞犬不聞的景象。(攝于2000年 )

王永丹,小名丹丹,1991年出生,是乃兀的大女兒。丹丹就在石城后邊的一個村子里上學,14歲上三年級在城里會讓人覺得不可思意,在農村就多了。每次來石城丹丹都是我的向導,面對身后號稱銅吳堡的這座石頭城,她老是問我一個問題:“你說你這么老遠一次次的來趁甚(有什么好)了?又破又爛的,我就害不哈(不明白)為啥石城里住的人越來越少,而來石城串(行走、串門、旅游)的人卻越來越多。”(攝于2001年)

王永紅,乃兀的二女兒,1993年出生,和丹丹同在石城后面的一個村小學讀書。每次只要見到我來石城拍攝她就和丹丹跟著我,手里整天拿個游戲機耍個不停。(攝于2001年)

甕城的城墻上被人為開了個豁口,原有的城門被廢棄在一旁,進出的人不走城門走豁口。

據文管所的人講:“一般城門的南門不能朝正南開,否則會有災難降臨”,因而石城的南門朝著東南方向,而在南門外另修了一座甕城,甕城門朝著正南方向,在甕城內修建有關帝廟,據說有關老爺坐鎮南門外,便可萬無一失。后來城里的人們為了交通上的便利,便在甕城上開了個豁口,就這樣,交通便利了,城墻被破壞了。(攝于2002年)

王國安,81歲,住在高高的城墻邊上,老伴身體不太好,時不時的被孩子們接到外面去住,他不愿意給孩子添麻煩,堅持一個人住在石城里。不管是寒冷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只要是有太陽,王國安總喜歡一個人靠坐在自家窯邊曬太陽。每次見到我來,王國安總是熱情的叫我到他的小屋中坐一坐,說:“盡管房子黑,但熱水常有,喝點水,暖暖身子,出門在外的人可不容易了。”2003年10月,王國安搬出石城同兒女居住。(攝于2001年)

馮七,陜北農村的女人有時候就是會有這樣的名字。馮七是王清勝的奶奶。每次遇到她,她不是在收拾院子就是在做飯,要不就是在地里勞動,就是不愿意我給她照相,無數次的造訪終于取得了她的認同,拍照時她專門換了件衣服,笑著說你看我這行了不?(攝于2004年)

辛賴貨,已85歲了,問她叫什么名字每次都說自己記不得了。年輕時經過自由戀愛與比自己小兩歲的王國棟結婚,老兩口一輩子沒有紅過一次臉,現如今兒女都離開石城了,只有老兩口生活在一起。2006年農歷2月24辛大娘去世,3月初4埋在了石城后山。一個月后,老伴王國棟去世,安葬在了辛大娘旁邊,兩個相伴一生的老人從此再也不分離了。(攝于2001年)

王志高,49歲,是乃兀(王志喜)的二哥,常年打工務農,至今一個人住在石城北門外的窯洞里。(攝于2005年)

王志明、51歲,是乃兀(王志喜)的大哥,常年打工務農,現在仍是一個人獨自生活。(攝于2002年)

瞎婆婆,70歲。眼睛不好的婆婆從不走出自家的院子,也難怪連石城里也很少有人知道她。婆婆說她叫二女,大名叫什么自己也記不得了。在她4歲時害眼痛,那時候窮,沒有條件看,最后就看不見了。婆婆生有一兒四女現都以成家。十年前老伴去世,她堅持一個人住在石城中這個偏僻的角落。要不是丹丹帶我去找,我肯定找不到她的。(攝于2003年)

王艷麗,13歲,王生年的女兒。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她。和許多陜北農村的女孩一樣,她們的命運安排取決于父母之命,長大后王艷麗嫁到了離石城不是很遠的藺家洼,成了一名家庭主婦。(攝于2003年)

隨著居民的一個個離開,院子里長滿了荒草,一些曾經的生活記憶被四處丟棄。(攝于2011年)

2017年王象賢的老伴山西人馮改花去世,王象賢成為這座千年石城最后一個留守者。(攝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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